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
韩冰律师
每一个听到他死去噩耗的善良人，头脑中的第一个闪念都是一样的：他是被一桩不公正的审判夺去的生命……
他，一个四十八岁的农民，一个白手起家的农民，一个被夺去权利的农民，一个死不瞑目的农民……。他与病魔争取生命的的时间，只持续了短短的两个多月；而他却消耗了两年的生命，与那桩不公正的审判抗争。最终，他还是输了。但他不相信，自己是输在法律面前。
所以，他输得不明不白，输得怒火中烧。
他，这个普通农民的儿子，这个改革时代的儿子，这个艰苦创业的儿子，这个孝敬父母的儿子……。在被病魔蚕食了最后一丝生命的时候，以最大的憧憬和渴望离开了人世。他依然执着地相信法律一定会告慰他在天的灵魂。
我，一个共和国普通的律师，一个为他打了六审官司而败诉的律师，在他弥留人间的最后一刻，没有能让他体味到胜利的喜悦。所以，当我听到他死讯的时候，我抑制不住流了泪。我相信，他一定理解我为什么流泪。如果按照世俗的观念和规格的要求，他远不够被唱赞歌的资格。但是，亲爱的读者，我并不是在为他唱赞歌，我只是想告诉你们，他从心底发出的呐喊为什么如此低沉，是什么使他演绎人生的悲情？
他的生命中，有过这样的四年
他，1992年的时候，是镇政府下属第三产业总公司所辖工业供销公司的一名普通业务员。因为他是农民，所以他没有人事关系；因为他不是党员，所以他没有组织关系；因为他不在编制，所以他没有档案关系。他仅仅是一名普通的业务员。
公司的效益每况愈下，他只能以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。那时候，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这样的生活，他也心安理得。一天，公司宣布要把亏损的部门承包给个人，前提条件是必须负责为“集体企业”偿还三十几万的债务。他经过反复权衡考虑，毅然决然签订了“承包合同”。他自任经理，向公司租赁了一间办公室，自购了一部电话机和几张办公桌椅。人员自行聘用，工资自行负担。那时候，举国上下、大江南北、各行各业都讲承包，但许多人并不一定理解它的内涵。公家掌握的原则就是，只要不出钱不赔钱还能赚钱就行。所以，最大限度的开放就是戴“红帽”。
四十岁出头的农民他，就这样当上了“集体所有制”企业的部门经理。然而，这个头衔并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垂手可得的东西。就是这个经理，开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拼搏。
他先回到老家，把几个儿时的朋友召集起来，再把年近七旬的老母亲接过来（老母亲并不是来享清福的，是来帮他照看年龄尚小的子女）。己手里没有资金，就东拼西凑了几千元，买了辆破旧的摩托车，开始了长达数万公里的颠沛流离、风餐露宿，完成了跨越华东六省一市的调查。在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，迅速确定了经营的方向。仅一年时间，他将原来的非独立部门，变成了公司；又过一年，跨行业建立起搬运站；再过一年，开办了“果品交易市场”、“长途汽车客运站”。仅不到四年的时间，就发展成拥有一百五十余辆出租车的公司。
四年的时间就这样很快过来了。
在这当中，上级主管单位给他的帮助只是盖章证明和虚假的投资。而他不但为原集体企业偿还了数十万元的债务，还要一年比一年更多地上交“承包费”。集体企业实惠了，但他个人并没有致富，与他一同并肩创业的乡亲也没有沾光。他把收益全部投到企业的扩大再生产。正因如此，才能短时间里，创建一个又一个企业，给一批又一批人提供了就业的机会。
然而，企业的帽子还是“集体”；
然而，企业与上级单位之间还是“承包”关系；
所以，作为企业老板的他依然还是一个农民。
他的生命中，有过这样的84小时
他在经营上是精明的，但他也许太缺少心计了。
他没有给自己划好地盘。他没有搞明白自己的顶头上司是谁。不懂得怎样去周旋这些关系。他认为既然公司名义上是镇的企业，自己的“主子”当然是镇政府；但他忽略了镇处在开发区内，也就是说，他的这个“主子”也是寄居他人“篱下”的。所以，他不能只对镇政府“献殷勤”，不把开发区放在眼里。于是，开发区为提供配套的服务，就要求他把客货运输安排进来。在他的眼里，这的确上一个商机。然而未曾料到的是，两个“主子”一商量：给镇政府上交的“承包费”直接交给开发区就行了。
他在经营上是精明的，但他在政治上太愚钝了。
他不知道这可能是一计，所以他同意了，重新与开发区的开发总公司签订了“承包合同”。企业既然进了人家的地盘，你个人岂有不服从的道理。于是乎，开发区把一个濒临倒闭的出租公司“并”到他的运输总公司。他又同意了。他还是没有觉醒到，这可能是第二计。接着他就饱尝到第三计的滋味。他被检察院“传唤”，因为没有出具任何法律手续，所以必须加上引号；他被“讯问”，因为是在镇政府招待所客房里进行的，所以也必须加上引号；他被“羁押”，因为不在合法的关押场所，所以还必须加上引号。
他愤怒了，但他无力抗争。检察院一个“依法”的理由：调查群众举报的贪污嫌疑。
也许到这个时候，他才晃晃忽忽感觉到，企业这顶“集体”的帽子其实是一个紧箍咒。在政企不分的年代里，企业领导哪有不看行政官员眼色行事的道理。在他们眼里，你就是财大也休想气粗。为什么你坐“奔驰”，我坐“桑塔那”；为什么一年几百万的收入，只给我交几十万；为什么镇的公司居然成了你运输总公司的下级……。这个为什么那个为什么，就是没有想想自己和企业是什么关系，没有想想自己给企业投入过什么。
他无法忍受长时间精神折磨和肉体的痛苦，违心地在“讯问笔录”上签了字。检察院为了把这个案子做“扎实”，免得被他找了后帐，在八个月之后才向工商局行文要求确认企业的产权（在调查贪污之前居然没有核定企业性质），工商局回函答复：从工商登记文件反映，企业的性质是集体。他后来在市检察院一次街头普法宣传的时候反映这个问题，检察院答复一定负责追查。后来，他被告知已经把他反映的情况转给区检察院，由他们负责处理。再后来，又答复他已经登门赔礼道歉了。事实上，草民他（他向检察院领导申诉时的自称）再没有见过区检察院的人。
他在经历了84个小时非法拘禁之后实在挺不住了。他吐了血。
他的生命中，有过这样的20天
他住进上海的医院。一住就是45天。原本就瘦弱的身体，变得更加弱不禁风。
1996年5月28日，对他来说是他生命中最悲惨的一天。
就在这天中午，镇政府和开发区的领导欢聚一堂。席间，当即决定把运输总公司的隶属关系，由镇工业公司变更为开发区开发总公司，当即签署了“隶属关系变更协议书”，镇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也都庄严地加盖了印章。饭后，开发区党委和开发总公司联合发文，撤销他总经理的职务，安排一位在职党政干部接替。
他此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荣幸地享受到如此高级别的组织任免。
但是政府知道，完全由行政机关一手操办会有麻烦，所以在随后办理手续的过程中，政府党委行政机关企业等等各方默契配合，出证明发文件，工商变更，登报声明，一切都从容不迫按部就班。此时，在病榻上呻吟的他，做梦也想不到，自己含辛茹苦拉扯大的“孩子”就这样被人抢走了。所以，在后来的法庭上政府的代表说，他们通知了他（既然与他无关的企业，有必要去通知他吗）。他当即反驳，除了他妻子和朋友，他在病床上没有见过任何政府的人。其实他们就理直气壮地说没有通知又能怎么样，一个偌大的企业能在一餐饭之间易主，一个普通的他谁能当回事呢？可他们做了，却又想掩饰得得体一些冠冕堂皇一些。
当他听到这个消息后，他再一次吐了血。
琅琅华夏乾坤，难道就没有我他伸张之地了吗？
他从病榻上艰难地爬起来。走，到北京去。他在北京的一个星期时间里，几乎跑遍了所有的最高层党政执法机关：全国人大、国务院、中纪委、高检高法，同时他也跑遍了各大新闻媒体。
在这个时候，我与他初次结识。他说，我一定要和他们打官司，我就不信告不倒他们。
事实证明我和他都具有同样的热情、善良和天真。
他的生命中，有过这样的两年
我没有料到，在他生命的这两年当中，我没有料到往返千里达三十次之多，没有料到，一案居然经过了六审，更没有料到，一个错误的行政行为得到“正确”的执行。我想，当他第一次捧着行政诉讼状走进市中级法院大门的时候，他也不会料到结局竟会是这样的。
所以，当他生平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，他的确怀揣着全部的期望！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，法院是那么庄严神圣，国徽是那么鲜艳夺目。他坚信自己这一步走对了，走进了述说真理的天堂。
然而很快，他的眼里就充满了疑惑，然后就是失望。
他递交诉状，将镇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列为被告，党委、三产总公司和开发总公司第三人。他认为他们是共同侵权。法院的答复却是：党委不是行政机关，不能做诉讼主体。改成民事诉状后再交上去，又说党委不能做民事侵权的被告。他问党委民事侵权就没人能管了吗？法院说，我们只能依法办事，法律没有规定党委可以作为被告。就这样往返了几次，将党委从被告名单中去除后，法院以民事侵权立了案。
他耐心地等了三个月。1996年12月20日，他接到法院的第一张裁定书，裁定驳回了他的起诉，并承担诉讼费27500元。他义无反顾地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。
省高院的法官认为这个案子不是民事案件，应属行政案件，劝他撤诉，提起行政诉讼。他说明了第一次立案的情况，但二审法官告诉他如果不撤诉，两审五万余元诉讼费都要他一个人承担。他一再央求，最后经过二审法官与一审法院斡旋，一审法院答应行政诉讼可以立案。但前提就是只能告镇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。
这样，在第三审时，才把两个行政机关推上了行政诉讼的被告席。此时虽然已经过了半年，但他还是觉得松了一口气。他想，只要你行政机关拿不出行政的法律依据，就要承担败诉的责任。
1997年6月23日，在他被“免职”整整一年时，中级法院行政诉讼案开庭。法庭经过了间隔三个月的两次开庭审理。我在万余言的代理词中，从多层面多方位深入分析非法行政事实的客观存在，并对被告的抗辩做出有力地反驳。本来，行政机关说企业是集体的，他们有权对企业进行处置，他们应该举证。但他们不履行举证责任，只是狡猾地辩解：即便我集体没有投入，就能说是他个人的企业吗？他理直气壮地交纳了30000元，要求进行审计。审计的结果：集体没有投入。原“上级”单位也出证集体没有投入。许多人都证明他个人举债投资的事实。
他深感如释重负，深感与政府平等对簿公堂的自豪，深感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。然而，事实再一次告诉他，法律的规则并非如此简单。
在起诉后的第十一个月接到的依然是一纸裁定，只是由民事裁定变为行政裁定，裁定依然是驳回他的诉讼，理由是他不符合原告的主体资格。
在这里，法言法语居然显得那么含而不露，那么意味深长。作为法律门外汉的他，不知道什么叫“主体资格”，但他还是准确地理解了这个词的含义――有没有非法行政，与他无关。本人自恐才疏学浅，遂向国家级权威的教授请教。教授告诉我，这样的判决，简直就是对行政诉讼法的无知。
他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：我的企业，我债台高筑投资的企业，我含辛茹苦创立的企业，被政府的强权夺走了，我居然没有告状的资格。什么审计报告，什么证人证言都变得一钱不值。他更不理解的是，我交了30000元的审计费，审计的结果是集体没有投入，不说他们没有依法行政，却说我没有告状的资格，可为什么又要我承担一半的审计费呢？
他没有丝毫的犹豫，即向省高院提起了上诉-----本案进入到第四审。
省高院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审法院裁定的错误。但还是经过了两个月，才发回到市中级法院重审。
又过了两个月，他第五次接到受理通知。在这次审理的法庭上，他本人第一次做了长达数千言的书面系统发言。他首先感谢（我确信他是发自内心的）人民法院给了他发言的机会，他强烈要求人民法院的公平公正，他殷切期望人民法院依法做出裁判，给历史一个公正的答复。
但是，再过了两个月，在第五审之后接到了第一张行政判决书，判决驳回他的诉讼请求。
此时，他已经历了整整两年；
此时，他已深感身心疲惫；
此时，他已流露出深深的绝望。
因为，就在这些诉讼进行的过程中，行政机关也不是简单地防守和反击。他们也对他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主动攻击，进行两面夹击。在市法院行政诉讼的法庭上他们说公司是集体的，在区法院的民事诉讼法庭上，他们又以运输总公司的名义起诉，要求他归还那辆“奔驰”车（在审计报告中不存在）。接着，他们又直接起诉他个人，说他侵占了企业的电视机、放像机、电视柜等“集体”的财产。他承受着一桩又一桩沉重的打击。
此时，他坐在我的面前，长时间一言不发，只有那瘦弱的胸膛在剧烈地起伏。此时，在他的耳边，也许还回响着政府代表在法庭上那振聋发聩的警告：你别太猖狂了，这可是共产党的天下……，
他的生命中有过漫长的两个月
可能是上苍的安排。在整个诉讼过程中，每隔两个月，就会有一幕新戏上演。舞台虽然不断地变化，灯光也忽明忽暗，但角色始终不变，只是没有了更多的噱头。
最终，他才真正地意识到，自己不过是跑龙套的配角，主角始终隐藏在幕后，而且还充当着导演。
他并不知道，1998年10月10日提起的第六次、竟然也是他此生最后一次上诉。此时，他早已没有了当初的耐心，他只知道必须继续走下去。在经过最为焦心和漫长的两个月的等待之后，他接到最有价值的一份新年的厚礼――终审判决书。他呆呆地望着这份判决，如坠无底云雾：
撤销了一审法院的判决；
确认行政机关的行政批准行为违法；
但是，
判决行政机关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；
同时，
判决驳回他返还经营管理权、财产权以及赔偿的各项要求。
至此，大幕终于落下了。
他，作为配角最终扮演了“丑角”。政府机关终于得以卸下重彩。
他的生命中，最后的十二个月
都说撒手人寰，但他妻子说他是攥着拳头离开的。
他于1999年12月13日傍晚17时15分离开了人世。此时距终审判决满一年仅差11天。
在这最后的十二个月里，他是在拼却全身心力做最后的努力和抗争。他想，既然判决行政机关改变隶属关系是错误的，就应该重新确定企业的归属。运输总公司原职工45人，他被撤职后仅留用了九人，其余均被辞退（如果是集体企业，怎么可能因法人代表的更换而赶走企业的主人）。
99年新年刚过，就有这样两批人各自组织在一起：一批是被运输总公司辞退的职工，重新集结在他面前；另一批是现在运输总公司的职工。他们都以群众集体的方式进行表决，表决的结果是：原企业职工一致拥护他。现企业“群众集体”的表决结果，政府竟然在十个月之后才把“决议”向他送达。他当即勃然大怒，将“决议”撕得粉碎。
他手中所持的拥护他“决议”，不过是三十二个普通老百姓的签名及复印的身份证，而运输总公司的文件上则是镇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等六个单位的大章。
这是何等力量悬殊的较量啊！
此时的他，依然是一个普通的农民，但已经是一贫如洗。他只能无奈地在遗嘱中对“因诉讼耗费巨资之债务”，寄托在“由妻子处理归还”的希望上。此时的他只能远远地，眺望那个自己一手创立起来的企业，从心底、从胸中、从周身涌出炙热的怒火。这火，在积聚、在奔腾、在咆哮，但只能向自己内心深处去发泄……
一份对10000名肝癌患者的统计调查资料表明，占62.4％的人是由于长期生活于抑郁状态……
10月7日，他检查出患有晚期肝癌。医生对他妻子说，他至多只有三个月的时间。
在我的生命中，如何让他的灵魂重生
当天晚上，我接到他妻子的电话，她痛哭失声地对我说：你救救他吧，让他死前听到好消息，哪怕是骗他，也让他有些安慰，不要让他这样绝望的死去。
我真的不能骗他。
但我没有把一次一次递交申诉状杳无音讯的结果告诉他。
当他知道自己去日无多的时候，依然不肯放弃最后的拼搏。他曾经这样对我说，开始打官司的时候，我只是觉得那些财产是我的；越到后来，我才真的感觉到我争的是权利，既是为我一个人，也是为许许多多的大家。他确信这是在共产党的天下，所以至死也没有放弃抗争到底的信念。但他还是随着那天的最后一抹夕阳去了……
12月15日，我专程从北京去参加他的葬礼。当我捧读他遗嘱的时候，再也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。四项遗嘱的第一项就是，关于运输总公司诉讼案，由妻子接案继续上诉，全权办理，直至完毕。他妻子对我说，他临终的时候，满含热泪地握着她的手，说：到北京去找韩律师吧。
我，一个普通的律师，如何能承担起这般重托！
但我不能拒绝，我没有拒绝的权利。我的职责和良心都告诉我，不能辜负了这个抑郁而终的人。
有一件不得破解的事萦绕我心：为什么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没有亲口对我说，甚至再没有通过电话。现在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可能是他怕自己的情绪影响我，也可能是怕“帮忙”二字难以启齿，可能怕我产生绝望，可能……
望着他被病魔折磨得变了形的遗容，我从心底里对他说，我相信他也一定能听到：为了让你人生悲情的在天之灵早日安息，如果不能让你的灵魂重生，就枉了律师这崇高的声名……
补注：这是几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。重新读来，依然感慨良多。几年当中，想必他坟茔上的草，一定是青了又黄，黄了再青；而我已经无力领受一次再次的精神磨砺。对于任何死去的人，财产是没有价值的。而活着的人，放弃了最后的努力，等同于放弃了活的动力。
律师之于当事人，相当医生之于病人。医生不可能医治所有的疾患，律师也无法承付所有的嘱托。失败不是一种放弃，但放弃则意味着只有失败。
该文是本人获悉他死讯噩耗后，联想为其代理行政诉讼，于将近两年时间，数十次千里往返，徒劳而终，心中愤懑之情，一发而不可收，遂连夜奋笔。
中国著名书法大家舒同先生之子舒关关（已故），含泪读罢此文，疾书“苍天在上”四大字横幅，并副词曰：“已丑冬月，读韩冰为无锡农民诉不义官吏，屡诉不胜；面对含冤亡人，感慨而发之文。浮想联翩，长叹不已，乃以笔墨呼。”
